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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由此可见，在处理各个法条的关系特别是不同部门法规定的同一概念时，体系解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往往还需要与其他解释方法配合使用。
指导性案例作为术语不同于同样作为术语的判例，是否将指导性案例称为判例或中国特色判例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考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司法解释类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
60指导性案例的底层逻辑、推荐主体的多元性、筛选标准的规范性、提炼过程的透明性、讨论母本案例的商谈性等赋予了指导性案例可贵的民主说理的品质。假如一个案件在裁判规则上一开始就被认为不存在、充满争议或不确定，这将造成裁判者无法进入追求明确性和规范性的预期路线，也会令其他诉讼参与者不知所措。10还有学者认为，指导性案例在法律解释的效果上类似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如前所述，规范即理由，只不过作为规范的理由是以规范本身的存在为前提的。裁判要点不是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重述。
原生效判决所依据的裁判规则是充分、明确的，是已经作为裁判依据且与其他司法案例共同适用的统一司法规则。法理理由是案件全过程的指导原则,如果一个刑事案件贯穿监察或公安、检察和司法审判的全过程，并成为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其指导要点、指导理由等指导意义不仅对人民法院类似案件有参照效力，也会对纪委监察委和人民检察院类似案件具有参照效力。因此，党员义务或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尽管这种限度相对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公民要低得多，但也是客观而正当地存在的。
2018年修宪以来的国家体制呈现出党政依法融合的规范取向，对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二元规范之深度衔接与整合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这一点对理解和建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兼容体系是有重要启发性的。党内法规何以走出不完整、不系统的政策化阶段而逐步转型为完整、系统的法规化阶段？其主要动因何在？有什么样的制度价值和文明价值？我们这里可加以简要探讨和总结，作为对党内法规体系之于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一种理论证成。在此期间，全国各高校与省委纷纷成立党内法规研究专职机构，开展党内法规的专题化研究及其学理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精细化建构。
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有关党内法规的自成体系是这样表述的：党坚持依规治党，严格遵守党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这样有助于党内法规成为可预期的、规范品质凸显的规则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可以进行相互法理沟通及制度性衔接。
作为经历党的早期革命过程各种内外斗争考验的主要领导同志，毛泽东在面对张国焘叛党事件之挑战以及反思检讨党内规范治理状况的条件下，提出了在党的自我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党内法规概念及其制度化要求。因此，党内法规研究应当凸显法规实施的经验面向，通过对法规实施的程序理性的实证检验以及对法规案例法的总结评估，展现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和实施精准性。要确保党内法规的合党章性、合宪性与合法性，就必须进行制定中的规范审查和制定后的备案审查，确保法规内在逻辑和规范性的统一以及与国家法律的兼容性，并进一步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联动审查机制进行制度化探索。虽然中国的党内法规是人民主权前提下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产物，绝对不可能归类到什么教会法类别或传统之中，但伊斯兰宗教法和西欧中世纪教会法传统也都具有法的规范性并在国家治理中起到规范作用，也都需要处理与世俗法律体系的冲突和整合难题，从而在比较法与历史参照的意义上可以进行研究与分析，看从中是否可以获得二元规范体系衔接整合的共通经验与方法？实际上，根据卡尔·施米特的理论考察：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有关代表制的若干概念也不例外，西方民主代表制的诸多基础性概念确实来自于教会法体系。
这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是高度吻合的。这些制度性进展本身就是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全面依法治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备制度的国别正当性的同时，是否可以探讨一种制度普遍性呢？这种制度普遍性不仅要解决党内法规与中国自身的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规范兼容性难题，更是有着党内法规输出和互鉴交流的规范性期待。尽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就其质的层面而言已经清晰呈现，其量的积累或调整还有空间。
党内法规体系要成为一种可普遍化以及有机融入全面依法治国体系的规范体系，除了自成体系的内在理性化之外，还需要在法哲学基础上加以清晰化探讨，并对党内法规的普遍化命题予以延伸思考。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现代化到底是全盘模仿还是选择性吸收？自身文明和政治道路到底是特殊的还是具有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既摆脱历史终结论的阴霾，又能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启示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按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概括确认为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其二，在党内法规体系范畴内，党章是根本法则，统领支配具体的党内法规，其规范性地位相当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宪法，而党章并不取代宪法，党的一切活动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宪法至上是党的领导本身承认和维护的最重要法治原则。第三，党内法规的法价值取向是义务优先、护卫者伦理、群众路线基础上的人民精英代表的整合形式。
其五，程序理性与案例法：党内法规的真正经验化和理性调适。要做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对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与合法化进行提速和规范转化，党内法规体系就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抓手和依靠。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被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与民族复兴新议程的标志性政治文件。由此来看，全面依法治国就属于中国法律真正的体系性框架，其对党内法规的规范身份与体系性地位的接纳、包容和安顿，是党的领导法治化与国家法律整全化的相向而行，也是真正能够贯通中国法治自身原理与自身经验的完整法理定位和制度体系设置。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2021年7月）中明确肯定了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和功能基调，即强烈政治属性、鲜明价值导向、科学治理逻辑、统一规范功能。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之既定目标完成。
党内法规体系补上了既往单纯聚焦于国家法律体系的依法治国的体系性缺陷，实现了依法治国的全面性法理确认和制度扩展。在中国文明传统中，与外人交往之道不是西方式的传教士宣教模式，不是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模式与殖民主义体系，更不是美国式民主全球化的霸权逻辑与颜色革命机制，而是修文德以来之的文明自我证明与互鉴交流模式。
某种意义上，通过党内法规合理保护党员的人格尊严、民主权利与联系群众的先进代表性，正是党的先进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质的最佳体现。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有关党内法规的定位与论述给出的国家治理经验在于：通过党内法规的体系性导入，特别是通过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规范原理的模仿借鉴以及对党的自我治理经验的整合与体系化，实现党的建设更准确和稳定地守护初心，承担使命，激励行动，沟通人民，从而深度推进和实现党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依法治国体系作出关键性和示范性支撑。
党内法规所塑造的党员是先进性代表，是美德义务主体，这种积极的公共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可追溯到儒家士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贤能人格可与党员的高标准人格作出积极比较与互通。从2013年起党中央领导展开了大规模的党内法规制定、修订和清理工作，力图首先打扫好党内法规的屋子，再与国家法律之间进行规范性互动和对接。
将党的自身治理与国家法律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思考和建构，显示了党的政治成熟和对法治根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其四，在改革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设计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既获得了各自的常态化制度建设之指导原则与空间，又逐步形成了二元规范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改革宪法的特色发展和增量性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和制度生长点。这一自成体系的定位，其法理内涵在于：其一，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党内法规体系承载的具体法治任务是依规治党，推动党的自我治理及治国理政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其本质要求是党的领导的理性化与体系化。党内法规属于这一新历史阶段的治理之要，其体系化与普遍化已初具规模和形态，但远未定型和终结。
当然，一切党内法规对党员的权利限制和义务加载都不得与党章规定的公共政治目的相悖，也不得不成比例地损害党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党内法规体系贯穿其中，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方法，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保障元素。
（一）党内法规的法哲学检讨：代表制与合法性 尽管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共享着规范的形式及程序，且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原理和制度样式有着相当程序的模仿和借鉴，但党内法规的基本精神和法哲学基础与国家法律毕竟有别。这种宣誓程序是一种义务的圣礼，是党员道德人格的检验和升华，是党员原有公民权利的合理让渡和党员义务的合理加载，从而构成对党员行为正当性的规范约束。
与革命战争时期对党内法规之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相比，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进入常态化，需要从国法保障的法律体系性层面重新思考党内法规的规范性作用，邓小平同志给出了关于国法与党规关系的辩证理解和清晰定位，突出了党规党法对国法的保障作用以及党的有关机构维护党规党法的执行责任。其四，党内法规体系既要推进制度建设，又要推进制度执行，实现规则的权威化和实效化，不能使党内法规流于形式或遭到规避，为此需要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同时深化制度执行体系与法规效果评估等机制建设，形成全过程的党内法规运行体系。
这种二元性不同于西方政党轮替体制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治理模式，而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三，废除干部终身制并探索党政适度分工的改革治理体系，给国家法律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法治运行留出较为稳定和规范化的空间。第一，反腐败的规范集中与权力整合的功能需要。【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历史决议是对路线、形势与任务的权威判断和政治规定，是百年党史中新的政治时代启幕和进展的精神里程碑。
党的领导不是孤立的宪制原则或权力原则，而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实证形式，通过党对人民的领导和代表来加以实现。民主合法性取决于代表理论，而代表理论又是多元和相互竞争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和人大民主代表制就是不同的，而西方的选举民主代表制也是不同的，党内法规在法理基础上到底基于何种民主代表制？它要与国家法律依赖的人大民主代表制进行怎样的法理沟通与整合，以完成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终极闭环建构？没有宪法和政治理论上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反思，党内法规的普遍化就难以获得真正的理论根基。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正式的党章，这是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根本大法。第三，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法自主性的合逻辑展开。
在反腐败的政权保卫战中，执政者深切感受到党内反腐与国家反腐进行制度沟通与整合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在建立健全全面依法治国体系过程中，党内法规的法治共性和规范个性需要予以科学判别、尊重和建构，以符合我国宪法整体的秩序原理和规范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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